“1965年7月20日晚十点，’老李真的要落地了？’警卫员小声嘀咕。”西郊机场跑道尽头，机舱门一开，缓步而出，迎面是周总理等党政要员。灯光下，那个风尘仆仆的老人左顾右盼，却并未向任何元帅行注目礼——他最想见的人金策略，是张云逸。
早在欢迎队伍排列时，不少人就注意到一个身材魁梧的将军正默默站在第二排。那是开国大将，胸前大将军衔映着灯光显得格外醒目。旁人难免好奇：李宗仁与他昔日刀兵相见，为何此时反倒成了“必见之人”？答案要回到四十年前的广西战场。
1926年北伐中路军列阵，第四军副参谋长张云逸与第七军师长李宗仁各率一方，名字同列战报。那时两人同桌饮酒、互称“张兄”“李弟”，算得上意气相投。可惜好景很短，分道扬镳是时代的惯例。
翌年“四·一二”政变，张云逸在上海见识到血腥清共，决心暗投中国共产党。为了掩护身份，他仍留在国民革命军任职，表面顺从、暗中联络。这个险棋走得极其大胆，也直接改变了他与李宗仁的路线。
南昌起义失败后，张云逸调往海南整训部队。密探汇报，使李宗仁得到“张已红化”的确讯，桂系旋即布下天罗地网，企图擒杀这位旧友。天生机警的张云逸接到风声，经同乡海南商人护送，连夜乘渔船离岛金策略，桂林方面费尽周章终成空。自那刻起，两人由昔日袍泽转换成针锋相对的敌手。
红七军1930年在广西平马镇成立，军旗上的镰刀斧头直刺李宗仁的心口。张云逸任军长，兵锋直指桂林，桂系节节败退。大批桂军官兵被俘后选择易帜，这让李宗仁恨得咬牙。多年后他曾怒骂：“那是背后捅刀！”这份怨怼持续了十余年，直到全面抗战逼迫双方暂时握手言和。
抗战初期，为促成桂系让出广西通道，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回南宁谈判。“若被扣，也得去。”组织如此嘱咐。李宗仁在军政府大院见到他，表面客气，暗里却始终防备。经过数轮拉锯，双方协议共御外侮。这次短暂的合作，为台儿庄会战积累了信任基础：正面战场李宗仁指挥，敌后破袭则由张云逸的新四军配合。台儿庄大捷后，外电惊呼“桂军与共军罕见默契”，可惜蜜月期转瞬即逝。
1940年，桂系再度挑起摩擦，李宗仁下令扣押张云逸的妻儿，意图逼迫对方就范。张云逸装作不闻，仍照常调度部队。周总理多方斡旋，才使人质获释，但随行的新四军警卫班遭到秘密处决。此事如刀刻在张云逸心里，两人彻底恩断义绝。
山河易帜，新中国成立。1949年李宗仁避走纽约，漂泊十六年金策略，辗转台北、马尼拉、巴黎，再回纽约。晚年身患糖尿病，耳闻祖国建设蒸蒸日上，思归之心愈切。1965年，经周总理多方促成，李宗仁一行启程北京。至此党内意见并不完全统一：有人提议由元帅团接机，有人主张低调。周总理却拍板，“让张云逸来”。他深知，两人的碰面才是真正的化解。
抵京第三日清晨，李宗仁脱去西装，换上朴素中山装，乘吉普车驶向月坛南街。张云逸特地命警卫把会客室旧藤椅撤下，换成硬木靠背椅，寓意“坐得直、说得明”。来访者步入院门，竟先立正深鞠一躬，张云逸急忙上前扶住，道：“李先生多礼了。”这简单的寒暄，让院子里紧绷的空气迅速缓和。
谈话持续两个小时，没有记者，没有稿件记录。张广东后来回忆，只听到父亲低声说过一句：“旧账难免，但国事更大。”李宗仁默然片刻，回应：“一别数十载，方知谁是真正为国。”窗外榆树蝉鸣，短短一句，算是双方给往昔恩怨打上的休止符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会面并非单纯叙旧。周总理寄望李宗仁在海外旧部中发挥桥梁作用，为国争取更多侨汇与技术合作机遇；张云逸则负责具体对接。他们制定了“和平劝归”草案，重点针对华侨团体与旅欧留学生。这份草案后来由侨务部门修订施行，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侨资回流起到隐秘而关键的推动。
当年授衔时，张云逸资历本可列入元帅评审。考虑到年龄、职务和身体状况，他自请低一等，最终被授予大将。薪级与元帅等同，待遇包括医护秘书，但他常说：“头衔只是外壳，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办成事。”此番与李宗仁相见，再次印证了这句话：不以仇怨误国事，不以旧情阻新局。
李宗仁返桂探亲前夕，还主动邀请张云逸写序，计划将《抗战以来桂系作战史略》重新修订出版，序言里出现这样一句：“敌寇倭寇，皆可合力驱之；党派山头，当以民族为纲。”书稿后来因故未能面世，但手稿一直珍藏于南宁博物馆，成为研究桂系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参考。
张云逸1974年病逝。讣告中提到，“曾为党和国家统一事业作出独特贡献”，此处“独特”二字，被解读为对他与国民党旧将沟通斡旋的高度肯定。李宗仁则于1969年在北京病逝，享年78岁。临终前，他向身旁护士低声说：“张大将，胸襟宽广。”留下一句未竟的评价。
从并肩北伐，到兵戈相向，再到新人旧友一笑泯恩仇，两人的轨迹折射了民国军人频繁跳转的命运，也映照出新中国“化干戈为玉帛”的政治智慧。回看1965年那次院落里的深躬和扶肩，既非外交场合的客套，也不是旧人聚会的寒暄，而是一种穿透时代喧嚣的清醒：个人恩怨再大，终究要给国家前途让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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